接手十年来，梅赛德斯在沃尔夫管理下发生的变化
尽管梅赛德斯近十年来在F1取得长期成功的核心竞争力与团队框架在他加入车队之前就已经搭建好了，但托托·沃尔夫在确保梅赛德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并成功建立王朝的事业中仍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23年是沃尔夫加入梅赛德斯10周年，我们认为这是评估他在梅赛德斯工作成效的一个好时机。
“梅赛德斯似乎在黑暗中摸索。这不是某个人不够好的问题，而是我们不能确定他们现在的这种团队文化是否能帮助他们迈向成功。”
2012年10月，《Autosport》杂志曾对梅赛德斯做出过这样的评论——就在刘易斯·汉密尔顿宣布离开效力多年的迈凯伦并加入梅赛德斯一周后。在当年10月4日发行的杂志中，Autosport就评估了汉密尔顿加入银箭可能带来的后果，并对二者合作的前景充满好奇。
作为拥有传奇般赛道表现和令人兴奋的驾驶风格的F1世界冠军，汉密尔顿在F1世界里早已声名远播。但在2012年，梅赛德斯在F1当中的声誉则远远没有这么高。
当然，所有人都承认梅赛德斯奔驰作为一个杰出的汽车品牌，拥有丰厚的资源，但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无法利用这一点在F1取得成功——梅赛德斯在2010赛季前收购布朗车队之后，车队在前三个赛季只取得了一场胜利。
梅奔并没能延续布朗GP的奇迹表现，红牛在V8时代的最后几年建立了自己的王朝。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梅奔是延续了2007-2008年本田车队的那种，投入大量资源却成绩不佳的糟糕表现。
同时经历过本田、布朗、梅奔三个时期的车队工作人员，例如现任梅赛德斯赛道工程总监安德鲁·肖夫林谈到，在那个时候，车队中不存在“信心”，大家不相信车队已经强大到足以赢得冠军的程度。
现在，汉密尔顿已经加入梅赛德斯十年了，梅赛德斯早已脱胎换骨。即使在灾难性的2022赛季之后，车队也不会对未来过分担忧。梅赛德斯已经非常了解如何获胜。团队的文化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的梅奔毫无疑问是一支冠军之师。
车队领队托托·沃尔夫被认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于2013年作为股东和执行董事加入梅赛德斯，并开始领导梅赛德斯的赛车部门。在此之前，沃尔夫曾是威廉姆斯车队的股东和执行董事（事实上，直到2016年，沃尔夫才将其在威廉姆斯的股份抛售干净）。刚加入梅奔的时候，沃尔夫与罗斯布朗和尼基劳达一起工作。
当然，说沃尔夫单凭一己之力就扭转了梅赛德斯的命运是错误的。事实上，导致梅奔在2014年一跃成为火星车队的关键决定早在他加入之前就已经做出了——车队在罗斯布朗的领导下就已经开始了新的V6涡轮增压混动引擎研发工作和签下汉密尔顿的工作。
那么，如果梅赛德斯造出一台火星车的功劳不太能归因于沃尔夫，那么他为车队缔造王朝所提供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领导力，”汉密尔顿在去年的美国大奖赛上曾被问及为什么只有梅赛德斯能在近十年间与红牛一起分享冠军荣耀。
汉密尔顿说道：“我们有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同时，我们也得到了戴姆勒董事会的大力支持，他们都喜欢赛车。而在团队内部，整个团队中大家都能够很好的沟通。”
“作为领队，Toto非常专注于真正提升同事们的获得感。至少和我共事过的其他车队领队不太会说‘嘿，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怎样才能更好地支持你，让你有更多的时间与你的妻子、丈夫或你的伴侣、你的孩子在一起呢？这样你来工作的时候也会更快乐吧’，这就是托托，总想为大家做得更多，承诺的更多。
“我们刚来的时候，”沃尔夫说，“围场流行的理念是：这是赛车，赛车需要良好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强大的引擎等等。但几乎总是被忽视的是，车队本身是由一群共同在旅程中并肩前行的人组成的。”
“这些人有希望、梦想、目标，当然也会焦虑，所有这些。我认为我们在梅赛德斯能够做的是把所有人都容纳进同一个框架里。大家紧密环绕在一起，我们彼此关心。我们相信。当我们建立一个每天都能做到这一点的团队时，你就绝对可以取得非凡的业绩。”
“当然，正如我们在2022年看到的那样，没有人能永远胜利，但团队文化和共同的价值观是任何团队维持健康最有效的免疫系统，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
自从其团队文化受到公开质疑之后，在几年间，梅赛德斯已经把车队变成了一个“可以犯错误的地方”。犯错并不可怕，只要他们能不断采取行动并从中获得进步即可。这并不意味着梅赛德斯是永远的常胜将军，但这就是沃尔夫向梅赛德斯灌输的价值观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当我们回顾2022赛季不难发现，赛季初的W13的确速度欠佳，但梅赛德斯致力于诊断然后解决其缺陷，梅赛德斯阵营也没有分裂的迹象。W13最终还是成为了分站冠军，
当然，“团队文化”这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可能是出于一种公关目的，但对梅赛德斯来说，这种“团队文化”的确植根于现实。
除此之外，沃尔夫对梅赛德斯成功的贡献的其他部分同样至关重要。
他基本上是一个自认的工作狂，他参与了车队众多微小的细节决策，包括团队的各个方面，但他很明智地没有让自己介入到对F1成功至关重要的技术层面上。作为车队领队，他必须保障梅赛德斯拥有制造最强赛车的所有外部条件——确保没有金融或商业方面的冲突，为了做到这一点，必要的时候，沃尔夫也会玩一些政治游戏。
多年来，他甚至让所谓的“围场政治”变得非常有趣——沃尔夫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泰晤士报》记者，虽然他和红牛领队霍纳剑拔弩张，但他依然打趣说：“我住在他的脑海里，这样可以免租金”。但与确保梅赛德斯保持财务健康相比，围场政治始终都是次要的。
作为股东，沃尔夫更有理由想要这一点（财务健康），他作为风险投资家的职业背景显然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财务安全的敏锐度导致了梅赛德斯变成了一支具有更具创业前景的F1车队 ——现在，梅赛德斯奔驰车队的所有权在沃尔夫（车队CEO兼领队），赞助商石化巨头英力士和母公司戴姆勒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角结构，与21世纪初陷入困境的传统制造商巨头相比，现在的梅赛德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运营模式。
这种结构反过来又因近年来自由媒体旗下的F1不断繁荣发展而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梅赛德斯不愿意将F1的大门向安德雷蒂等新进入者敞开，因为他们并不能带来梅赛德斯想要的额外收益，同时还可能稀释原本的利润分配。
在沃尔夫任职期间，梅赛德斯的情况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汉密尔顿和罗斯伯格在2016年西班牙站的撞车事故是队内关系的最低点。但梅赛德斯并未受到车手内斗的影响，而是继续不断获胜，这要归功于他们原先积累的混动引擎性能优势。但这种优势也在后来被其他制造商慢慢蚕食掉了。
当F1被认为因梅赛德斯对冠军的长期垄断而遭受损失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垄断本身不是梅赛德斯的错。与此同时，这支车队在做出决定时也考虑到了F1的整体利益——例如不对2021年阿布扎比站的争议在赛后做出过度激烈的抗议。
沃尔夫在执掌梅奔这十年取得了众多的成就，他也为F1带来了诸多变化——汉密尔顿如今亲自与沃尔夫进行合同谈判，与维斯塔潘相比，他的名声更广，他仍然是F1最具影响力的超级明星，而沃尔夫则把拉塞尔培养成了潜在的的汉密尔顿接班人。但沃尔夫和梅赛德斯对F1的影响力早已不止于此，而是渗透到F1的方方面面。
梅赛德斯引擎的客户车队已经包括迈凯伦、阿斯顿马丁和威廉姆斯，前梅赛德斯首席策略师詹姆斯沃尔斯也已被威廉姆斯聘为车队领队。他以极高的礼遇被梅赛德斯欢送去往威廉姆斯，梅赛德斯甚至专门组织了新闻发布会来解释他的新岗位。
前梅赛德斯正式车手博塔斯和储备车手奥康在阿尔法罗密欧和Alpine仍然与沃尔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沃尔夫的朋友弗雷德·瓦塞尔现在是法拉利车队的领队，毫无疑问，他希望能创造与沃尔夫类似的文化和相似的成功故事。
当然，沃尔夫也不是全能的。德弗里斯今年成为了小红牛车队的正式车手，他曾为梅赛德斯赢得了Formula E的总冠军。在他离开之后，梅奔选择了米克·舒马赫来接替他的储备车手位置。德弗里斯的故事实际上表明，沃尔夫在F1其他地方的软实力并不总是决定性的，因为卡皮托带领的威廉姆斯在2021年选择签下红牛支持的阿尔本，而不是奔驰支持的德弗里斯。
在沃尔斯离开时，暗示他已将自己在制定梅赛德斯比赛策略中的角色移交给一个由其他九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他的工作方式和沃尔夫很相似，根据奥地利人的说法，沃尔斯一直“像我多年来所做的那样抓大放小”。事实上，沃尔斯也是沃尔夫梅赛德斯车队领队一职的潜在继任者。
沃尔夫最近的声明表明，他并不急于辞职，但他也说：“如果我发现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我会毫不犹豫地任命某人到某些领域专职负责，或者找到一个可以接管我工作的人”。
即将开始的是沃尔夫在梅赛德斯的第11年——车队以一种低调的方式来庆祝刚刚过去的十年里程碑——沃尔夫说，W14的性能提升依然“处于现实水平”。可以肯定地说，梅赛德斯依然具备极强的预期管理能力。但梅赛德斯整个团队现在拥有的这种韧性，这在2012年是不具备的。
在过去的这十年里，梅赛德斯不断地面临着不同的压力——从2013年为汉密尔顿制造出一辆足以获胜的赛车，到2017年顺利度过规则大改保持优势，再到从2021年阿布扎比的失望和2022年的下滑中反弹。
但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梅赛德斯可以凭借托托·沃尔夫为他们带来并塑造的特质应对众多复杂的挑战，并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
